本文2014/08/08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713）
作者／賽明成
2014年7月17日，一架馬來西亞航空編號MH17由阿姆斯特丹飛往吉隆坡的班機，在途經烏克蘭與俄羅斯疆界處，遭地對空飛彈擊落，機上共298人全數罹難。馬航事件後，國際領袖指責東烏克蘭之親俄叛軍為擊落馬航的元兇，並抨擊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V. Putin）要為支持叛軍的行為負責。而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更強硬地指出，若馬航事件確為親俄叛軍所為，歐洲領袖應該對俄羅斯展開積極的制裁行動。希拉蕊的這番言論強烈暗示了歐洲領導人面對俄羅斯普丁時的懦弱。此次馬航MH17事件讓人聯想到30年前大韓航空007號班機（KAL 007）的空難事件。1983年9月1日，韓航編號KAL007班機在由安克拉治省飛往韓國首都首爾的途中，因不明原因兩次進入蘇聯領空，並在第二次離開蘇聯領空時，遭蘇聯戰機擊落於庫頁島附近，機上人員共269人無一倖存。
事實上，這兩起因被飛彈擊落而造成的空難事件確有幾點相似之處。第一、兩架被擊落的飛機皆為民航客機，並且都在飛行途中無故「誤入」了不在飛行路線或具爭議的領空。第二、兩起事件都造成俄羅斯（冷戰時期為蘇聯）國際形象大損；事件發生後，當時在位的領導人安得洛波夫（Yuri Andropov）與現今的普丁，都成為國際社會強力抨擊的對象。西方陰謀論者（conspiracists）針對兩起事件，也提出似乎有所關聯卻又令人匪夷所思的諸多現象。譬如麥基爾（Jefferey T. McGill）曾指出1983年韓航KAL007事件的幕後黑手乃是英美的權勢集團。由於對搭乘該機的美國國會議員麥唐納（Lawrence McDonal）強烈批判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所倡議的新世界秩序感到不安，因此策劃了這場空難意外[註1] 。而在此次馬航事件發生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於今年（2014）1月初，在國家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對美國新聞記者的演說中，主動提及數十次有關於生命數字7（Numerology）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所代表的重要意義[註2]，而數字7碰巧指涉此次遇難馬航班機的相關背景資料。
本文無意進一步對這些陰謀論述多作評論。本文的目的是從全球金融政治的角度，對此兩起空難事件所牽引的國際政治經濟情勢做出說明。韓航KAL007空難事件發生於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時期。能源分析家海因柏格（Richard Heinberg）指出，1977年3月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項名為「即將出現的蘇聯石油危機」備忘錄中（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中情局分析員曾提出如何有效運用蘇聯石油產量的下滑，以便重挫其脆弱的經濟體質與鬆散的政治體系[註3]。他認為，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凱西（William J. Casey）建議並促使雷根政府在蘇聯石油產量達到「產量高峰」的1980年初，聯合沙烏地阿拉伯於1985年故意大量生產原油，以藉由過剩的原油供給，從而壓低世界石油價格。當時的原油價格，由1985年初每桶30美元的價格，迅速下跌至1986年4月時的每桶10美元。美國藉由世界上原油的增產，打壓以出口石油賺取外匯收入的蘇聯。這一個透過石油產量作為攻擊武器的金融手段，對之後1989年蘇聯與東歐政權的解體有著重大的戰略意涵。同時由於國際社會對蘇聯擊落韓航之瘋狂行為產生恐慌，間接促使世界各國將其外匯盈餘轉向購買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在韓航KAL007空難事件後一年（1984年），外資對美國所有債券的購買量達到314億美元，這也是美國七十年以來，第一次由債權國轉變成為債務國。
此次馬航MH17事件發生前，金磚五國（BRICS）峰會在2014年7月14日於巴西簽署金融協議，企圖創建另一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並決議未來可能在上海成立「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與「應急儲備基金」（Contingency Reserve Arrangement，CRA）。雖然「新開發銀行」與「應急儲備基金」的資產規模，遠不足以和美、歐等已開發國家領導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抗衡。然而，無有能力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體系相較量，並不代表那些已在全球金融體系下佔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會輕忽前者對其鑄幣權的潛在威脅。回顧全球金融政治史，不難發現類似場景也曾出現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當時日本政府提議創設大約1000億美元資產規模的「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並主張大部分資產由日本政府出資，這個被稱為小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創設目的，旨在幫助東亞國家在未來面臨金融危機導致資金短缺時，能夠取得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提供的更優惠之應急資金。然而此一提議卻招致時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的魯賓（Robert R. Rubin）與其副手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的強烈反對。
此外，更讓美國為首之西方世界擔憂的是今年（2014）5月21日中、俄兩國在上海簽署的一項天然氣協議。此項高達4000億美元價值，為期30年的合約，不僅將對俄羅斯今年的經濟成長挹注強大的資金力道，也稍事減緩年初歐洲各國在烏克蘭衝突後，轉向美國購買天然氣的壓力。其中至為重要的是，根據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之報導，未來參與天然氣交易的雙方金融機構如「俄羅斯外貿銀行」（VTB Capital）與「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將以人民幣和盧布作為天然氣計價與交易的幣別。事實上，這項行動也向其他東亞國家傳遞了一個重要的外交信息：中、俄兩國正朝向揚棄美元霸權的道路，跨出了第一步。畢竟，這項涉及外匯交易的根本精神，已經嚴重挑戰了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所建構的石油美元機制，並進而撼動美國在國際鑄幣權的主宰角色。有趣之處在於2000年11月初，伊拉克強人海珊（Saddam Hussein）曾提出以歐元作為購買其原油之結算貨幣的「石油歐元」（Petroeuro）概念；2003年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Muammer Gaddafi）進一步鼓動非洲貨幣基金成員（Africa Monetary Fund，AMF）採取金幣（Gold dinar）作為交易石油之結算貨幣。無論何者，這些以非美元作為石油結算貨幣之提議，早已對美國在全球貨幣體系的根本利益造成威脅。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與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對照此時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讉責；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力促歐盟不該在對抗普時採取搖擺姿態；以及歐盟外長已同意擴大對俄羅斯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普丁現在所遭逢的國內通膨壓力與國際緊張情勢，似乎讓人有似曾相識之感。
馬航MH17事件「意外」引發的流動性議題，也可能使歐元區的經濟復甦受到衝擊。今年二月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導致了國際避險資金向歐元區轉進，進而推升了歐元走勢。然而隨著目前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大範圍的經濟制裁，將使歐洲國家陷入因天然氣和石油之後勢價格推高而產生的困境。目前被認為最可能在未來取代美元而成為全球結算貨幣的歐元，對美元也已跌破1.35關卡，創下八個月以來的新低，這暗示著短期間歐元走空的可能性逐步升高。弔詭之處是，美國似乎再度「意外地」成為地緣政治風暴下，國際貨幣體系的最終捍衛者。觀諸國際資金目前持續湧入美元資產，使美元走勢勁揚，在作者撰文此刻（7月31日）美元指數已來到81.432水位。走強的美元指數，對美國聯準會（Fed）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退場，有著深刻的意義。事實上，目前國際間關於貨幣升息的預期心理相當濃厚，由於美國目前通貨膨脹率穩定保持在2％附近，而經濟成長的落後指標「失業率」也已降至6.1％，一旦美國整體經濟結構調整至適當階段後，將可能提前啟動升息，而那時美元指數與央行利率將可能同步上揚。這正可促成全球資金再度由新興市場，特別是金磚五國、甚或已開發國家，回流至美國。這一趨勢不但再度突顯了美元所隱藏的國債本位的貨幣特質，更鞏固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宰地位。而資金回流至美國之際，也間接迫使新興市場再次面對資產泡沫與金融風暴來襲的可能性。
中國大陸在目前詭譎多變的地緣政治風暴下，其外交行為更耐人尋味。身為金磚五國貨幣基金的發起國之一，又是中俄天然氣交易之一方，大陸領導人勢必應更謹慎看待目前俄羅斯總統普丁所遭逢的國際讉責，以及來自西方國家的經濟甚或未來的軍事制裁。一方面，中國大陸正企圖逐步將人民幣國際化，以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其人民銀行（People's Bank of China，PBC）今年又大量增持美國國債至1兆2,709億美元的高歷史水位。雖然中國大陸大量持有美債表面上看似仍臣服於美元的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場域之下。然而細究其因，中國大陸似乎正在將其內部所隱含的金融危機（無論是地方債、影子銀行、甚或可能觸發的房地產泡沫）緊密地與美債連繫。此一模式或許是中國大陸人民幣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不得不為卻進而順水推舟又得隱晦執行的草船借箭之策。
1983年韓航KAL007被蘇聯戰機擊落於日本海，30年過後，關於真相並未有更多的釐清與解釋；同樣馬航MH17的悲劇事件，在其原因未明之前，諸多揣測早已瀰漫於國際社會之間。而東、西方大國們在國際政治場域中殘酷的爭鬥本質，已經或隱晦、或張揚般地在全球貨幣與政治場域中展開著。身處於被大國操弄國際遊戲規則架構下的我們，在馬航MH17空難事件後，除了表達震驚與傷痛外，還看到自西方國家所引入的全球治理與金融論述背後的什麼？
【備註】
[註1] Jefferey T. Mcgill, White Darkness the Financial Apocalypse (Indiana: AuthorHouse, 2005), Ch. 7.
[註2] Christine Lagarde, Managing Direct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註3] Richard Heinberg, Powerdoen: Options and Actions for a Post-Carbon World (Gabrioal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hers, 2004).
（作者為大學副教授，英國University of Warwick國際政治學博士）
央廣 (1)